2023年，最大的变动便是，由于要读MBA和新的工作机会，我搬到了上海。
这个城市对我而言，夹杂着几种不同的记忆，它是城郊的工业区，也是他者的旅途，此刻也意味着一种相对的自由。
城郊工业区与边缘童年
2000年前后，家人在上海郊区，类似松江区青浦区一类的村郊工厂上班，记忆里的早期一家四口是住在一个屋子里的，两张床分别靠着两边的墙放，弟弟还是读幼儿园的年纪。那时候，外地人在公立小学读书，每年要缴800元的借读费。一个班级里的外地人通常是个位数，印象中反正是不超过10位的，通常都是父母在城郊打工或做点小生意的孩子。
得益于这时候的上海校园已经在全面倡导普通话，学校里的墙壁总会印刷着巨大的普通话倡导标语，所以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交流不会有明显的障碍。老娘舅这一类的综艺节目或情景喜剧，也逐渐让我能够听懂上海话。
后来，读到初中预备班。因为面临着无法在上海参加高考的局面，家长们通常会提前把孩子送回老家就读，以便跟上家乡的学业节奏，适应家乡的高考。
其实在上海的城郊初中读书，并不意味着教育资源就有多远胜于安徽，我的上海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就读名牌大学或出国读书的也是寥寥，很多人的下一步也就是大专或普通的本科院校。城郊即边缘。
2005年，我回到了老家，母亲一边给我和弟弟陪读，一边在小镇的新街区盖起了三层楼房。这个时候，带着从上海回来和走读生的优越感，我觉得自己与同学们格格不入。觉得自己是个外来人，无法流畅地用乡音对话，也显著地感受到了地区生活水平与经济条件上的差异。
每个班上大约会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孩子，因为家就在镇上，所以走读，走路10分钟就能回家吃热乎香美的饭菜，住得宽敞自在。而有大量的农村孩子，周一到周五需要住在学校拥挤的上下铺宿舍里，没有空调、洗衣机、独立卫浴，周五放学则挤上经过座椅改造后严重超载的面包车，回到农村。而我可以住在自己家里，对此充满安全感，也总有种无形的自傲或优越感。但是在经历了四年的深度无聊后，我终于还是回归了一个极为闭塞的状态。
那几年，在身份认同的矛盾感之外，我所拥有的只是深度的无聊。老家的大部分孩子，很难阅读很多课外书，整个小镇除了教辅文具店之外，找不到一家书店或别的类似的场所，去往县城则需要至少20元的成本——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因此我在初中的三年里一次都没有去过县城。我最大的消遣与接触外界新鲜事物的机会，除了看电视，就是阅读我妈给我订阅的《课堂内外》之类的杂志月刊。还有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只能坐在家门口，看着马路来回行走的人和车辆，发呆。
后来我才理解这种情况叫做精神生活的匮乏。贫困县小镇的匮乏与无聊也反映在那时候的梦想上。那会儿我有两个梦想：一个是成为女强人以及环游世界；另一个是做一名语文老师，并兼职作家。而我对这种女强人的定义，无非就是在大城市里光鲜的白领，有一个独立居住而非合租的居住空间或者能够自己买一个房子，有业余的爱好和体面的收入。基本等于我现在的模样，只是那时候的我不知道，这不过是个最普通的大城市打工人的样子而已。至于环游世界，目前连环游中国都没算真正实现呢。对于做语文老师或作家，也是很遥远的愿望了。
流动的他者与相对自由
当你生活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意识不到自己的认同感，只有当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你才会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对这个地方产生了熟悉，甚至出现了一点点的乡愁，这种情愫也就助长了一定的认同感。
在26岁到28岁的三年里，我对那种漂泊感与自己到底想去哪里、想要怎样的生活，展开了一系列的阅读与思考，后来终于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不再那么迷茫：我认为自己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我习惯了自由与自我决定，即使目前对在上海的生活感到满意，也无法确定三年后我会去到哪里。
最开始的独立，是程度相当低的独立，并且究其根本是一种被动独立，而现在已经逐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主动独立。
茨威格曾说：“我们的时代瞬息万变、千曲百折，所以也就没有好的记忆力。”我发现我确实逐渐淡忘了很多曾经觉得很重要的记忆。所以书写记忆，是有必要的。
告别童年以后，我曾短暂地来过上海几次，或出差，或旅游，或仅仅短途经过，这些碎片化的记忆，都充斥着一种非常强烈的“他者感”。那种与我无关，它是舆论中的、荧幕中的、话题中的场域，我是短途经过，不留痕迹的他者的感觉。这些时刻中，我不曾想过会来到这里生活。
因此2023年5月，初到上海生活的第一个月，我的感受夹杂着一些意外和一点欣慰，这种感觉是对于有些事情就这样水到渠成地发生了而感到一些不习惯。过去我觉得所有自己想要的东西都需要很努力去争取才有可能拿到。当不太费劲的收获出现时，自由感被放大时，出现了一种小小的奇幻感。
然后渐渐的，我感觉自己已经调和了自身与场域之间的矛盾，虽然过去会有分裂的体验，但是现在已经找到了自我认同，抑或再次确认了自我认同。因此对于未来的流动，不再有不安。
在上海的五一假期，闲逛到静安公园，偶遇了爵士音乐节，傍晚的阳光草地，人群的轻松摇晃，让人感觉到一种自由的包容感。后来的日子还看了顶马、还潮、苏菲·珊曼尼、野外合作社的演出，虽然还没看到彩虹合唱团，但是总会有机会的吧。
当下阶段对我——一个30岁的女人而言，上海是仅能拥有的相对自由，是不受家人亲戚的婚育催促紧箍咒束缚，也无需对谁有所交待的生活舒适区，是踏实工作、阅读学习与真诚待人都能够得到正向反馈的成长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