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从事一份工作数年，倦怠感可能就会袭来，而这种倦怠感来源于什么？是能够被消除的吗？该如何理解自己的感受？倦怠感，是该换工作的信号吗？
前段时间我持续思考有关倦怠感的这些问题，观察身边的现象，也找寻书中的分析。这篇文章正是给“工作倦怠感”做出的“病因”诊断书，从内生和外源两个角度展开。
内生
1、如何认识自己的工作？
人们正在从事的工作，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认识：
- 天职（Vocation）：无论赚不赚钱都会做的事；
- 职业（Profession）：利用专长谋生的差事；
- 工作（Job）：奉人之命的有偿劳动，无关好恶（也可译为“任务”）。
过去在银行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份 Job ，这个时候，很容易感受到强烈的“用后即弃”的工具感，所以我放弃了这份工作。后来做产品运营、产品营销，让我有一定的主体性的体现，可以发挥自己的想法，自主探索如何将工作开展得更好。因此这种有一定的自主权的工作体验让人愉悦了很多，也得到了一些积极反馈，我认为算是找到了 Profession。
天职，独立于外部的奖惩而存在，是一种很多人一辈子都难以找到的东西，能够找到并且去从事，是一种幸运。《工作的迷思》中，德波顿认为：“关于我们是很微不足道，很容易受到伤害的观点是人人皆知，乏味单调的，无须详述。有趣的是，即使是在我们认识到这些工作毫无意义之时，我们仍会自以为是地去工作，意志坚定，认真严肃。冲动之下，我们会夸大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这绝不是智力低下，而是生活本身的逻辑在我们身上体现。”
大概德波顿也意识到了，大部分的人没有天职，而在生活的逻辑中，把 Job 或者 Profession 当作一生的追求，而这种状态若是细细思考，很值得怀疑。因此，人们时常会感到倦怠，缺乏热情投入日复一日的工作。
对于自己的 Vocation 是什么，当下的我心中隐隐有一个答案，但没有信心确定，因为对自己能否将其作为事业来发展仍然持有怀疑。对此，确实还需要进一步探索，来揭开这个答案上朦胧的那层罩子。
2、能否从工作中获得认同感？
以前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最基础的概念就是“经济理性人”，虽然后来学了行为经济学，知道这个传统概念已经被打破，但是仍然深入人心。现在受到社会学的浸润，深深了解到人并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理性人”，更是一个“社会理性人”，拥有广泛的基本权利，其中包含尊严、公平、互惠等。**而工作这件事，不仅仅给人带来金钱报酬，还带来“社会理性人”所需要的尊严感。**当初从银行基层岗位离开，也正是因为在这种工作岗位上，我感到毫无尊严。
当下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中，人们努力实现尊严最大化，希望找到一个最理想的浮木来固定自己的位置。因此往往会把突出的身份认同设定在自己的工作上，倾向于从事让人有成就感的工作，避免被边缘化。
技能身份，可以作为与其他人区分开的一个标志。很多人都对职业所携带的技能身份有强烈的意识，并且将其作为某个身份共同体的标签。而当自己所处的行业衰落，技能身份过剩而不再显得独特，抑或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祛魅，身份认同感便会减弱，此时倦怠感也会袭来。
当然，还有一种看似理性对待工作的方式，便是不祈求从工作中获得认同感。仅仅把工作当作一份赚钱的差事，不赋予真情实感，不考虑任何意义与价值；下班后再热情拥抱生活，成为真正的自己。
可惜，对我而言，这是很难做到的。很明显，我难以想象大部分的时间要投入到一件令自己难以认同的事情上去。因此，要么寻找一份能够给自己带来尊严感的工作，要么就得从其他地方获取最大化的尊严感。
3、能否不服从令你质疑的安排？
从近一点的处境中看，原本作为员工，应当认同企业的所谓使命愿景价值观和管理层制定的规则。但是做过或接近过管理者角色后，就会知道管理层并不是在各方面都优于常人，其核心的优势是掌握了对信息的控制与垄断，即其权力位置掌握做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而其他员工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一个服从者，难以有时间、精力、渠道去获取这些信息。如果揭开这块布，那么当发现管理者的荒谬和权力关系的过度不对等时，员工就很难心安理得地服从其安排。厌倦与烦躁，自然产生。
从远一点的处境中看，我们从小就在训导“合规”的学校和家庭环境长大，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又在大机构中受训，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组织人”。可以说我跟“大多数”人一样，从生活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对合规性的一种不近情理的敬畏，害怕“离经叛道”、害怕高风险的离群。这类“大多数”人，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没有信念；会自娱自乐，但不见得真正幸福；对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势，常常言听计从。
人，本应是自己所制造的机器的主人，现在却变成了机器的奴仆。但人生下来不是为了变成一件东西的；即便人享受着各种消费的满足，其生命力却不能长期处于一种闲置的状态。否则，ta可能很年轻就“死”了。
现在的我，会发现一些异常的感受，那其实正是生命力在反抗庸常。
外源
1、生活在一个劳动高度商品化的国家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还没有“商品化”，并不需要凭借贩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系生存。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个人的福利开始依赖金钱交易关系（cash nexus）。社会运转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再生产的制度安排，但拨开这个必须后，劳动契约即意味着人们已被商品化了。而“去商品化”指一个人不必仰赖市场而能维持其生活，让一个人有选择不工作的权利。
当下，我生活在一个劳动高度商品化，且可以想象二十年内都不太可能会出现去商品化趋势的社会。因为对这个国家来说：
- 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第一要义，国家仍然需要劳动力充当发展的燃料。
- 庞大的人口构成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这是这个国家的优势，建立昂贵的福利制度不可能成为现阶段的重点。
- 集体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传统仍然稳固。我身处的社会至今仍然强调家庭的照护作用与义务，社会保险常排除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而家庭给付则以鼓励母性为主，日间托儿与其他类似的家庭服务明显地处于低度发展的状态，“辅助性”（subsidiarity）原则受到增强，用以帮助只有当家庭服务其成员的能力耗空时，国家才会进行干预。此外，私人保险与职业上的附加给付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些都存在相当的阶级区隔。
-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混合。这两种意识型态都不把充分就业当成是其福利制度承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保守主义传统中，妇女不被鼓励去工作；而在自由主义的理想中，对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怀远远不如对市场的尊崇。
也就是说，现在乃至未来的20年，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人的生存境况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人们依然依赖市场。社会保障提供的安全网的给付水平相当有限，并且涉及社会烙印（Social Stigma）的问题，则这个救济体系几乎等于以最激烈的方式迫使人们参与市场——人们对工作的选择相当有限，尤其是对于“工作”与“不工作”几乎没得选。而且，职业分离得厉害，特权群体如公务员、教师、医生或者军人等在职业福利与养老保障上受益远高于其他职业。
只要还在那个国家，就意味着自己被架在一艘船上，不得下船。
2、生活在一个否定人之个性的体制中
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论是马克思的形式还是诸多其他形式，均欲通过创造物质基础去实现人人同享尊严的生活。它要让工作指挥资本，而不是资本指挥工作。对于社会主义而言，工作和资本不仅是两个经济范畴，它们代表的是两种原则：资本代表物质财富积累原则，关乎“有”什么；而工作代表人的能力和生命力，关乎“是”什么、“成为”什么。
但这种美好的愿景经过这些年部分国家的实践与验证，让人明白它已经成为乌托邦的幻想。
在我生活的国家中，领导人同样用纯粹的经济方式来解释社会主义。在这样一个与西欧相比欠发达的国家，缺乏民主的传统，领导人采用的是集权的手法强制进行快速资本积累，以走完西欧十九世纪的发展历程。
这里发展出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事实证明那种模式在经济上是成功的，但在人道上起了破坏的作用。那里建立了由官僚主义制度管理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壁垒越来越高，不论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在拥有权力强迫他人服从的意义上，与当今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其深度和强度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们自定义为 Socialism，因为他们将不少经济都进行了国有化，但是在现实中，他们的制度对真正的 Socialism 理念——肯定人的个性，使之充分发展——是一种否定。他们的民众为资本的快速积累不得不做出难以忍受的牺牲；为了赢得这些民众的支持，他们必须将 Socialism 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系列思想体系，以这种方式维持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勉强合作。
那里难以培养人的独立，使人有自己的主见。一切不符合领导者意见的书籍、影音作品都经受审查后消失在人的视野中。人的解放，人的个性，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但是人又怎么可能像机器一样被管理呢？我想，这种否定人之个性的体制也是倦怠感的外源性因素。
结语
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受到严格的时间管理，这也会令人产生一种“不自由感”。一直在“奔跑”的状态，除了身体的伤害，更带来精神的劳累——“倦怠感”。
在现实中，加速奔跑的体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软件开发要敏捷迭代，商业验证要小步快跑，市场营销要营销自动化；商场购物要一站式，长途旅行要高铁速度，餐饮外卖要倒计时+抢红灯。不进则退，更是职场人的普遍感受。
人们过多地构建着与世界的关系，很少能缓一缓，思考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反思，仿佛变成了一种少数人才会进行的智识活动。而这，是不正常的。
因此，请珍惜你保有的自省。
一直以来，我就像自己的心理医生，观察自己的情绪症结，探究原因，寻找治疗方案。关于倦怠感，尤其是工作中的倦怠感的“病因”，诊断如上。当捋清感受的根源后，自然也会寻找治疗建议，目前还需要试药验证，因此本文不做分享。
延伸阅读
- 始于极限
- 资本主义的未来
- 工作的迷思
- 身份政治
- 论不服从
-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理论
